1月18日，美国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通”傅高义教授积10年之力写作的《邓小平时代》在国内发售。该书由三联出版社出版，是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与个人性格、执政风格，以及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的全景式描述。

    书中的人物、事件众多，既有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相互关系的细致解读，又有对“三中全会”、权力过渡、中美建交、政改试水、经济特区、一国两制、九二“南巡”等重大事件和决策的深入分析，被誉为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著作。

“我只在意别人是否认为我所写的是事实”

    1973年，傅高义从费正清手中接过教鞭，任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中心主任，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因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历时50年之久，又是美国学术界较早展望中国崛起的学者，他又被人称作哈佛的“中国先生”。

    最重要的是，他写就了这部全面研究邓小平生涯的作品《邓小平时代》。他说，这本书是为了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而写的。在美国，它获得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在内的6项大奖。美国前总统卡特和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都曾经推荐过这本书。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也在自己的网站里说，如果谁要想通过一本书了解当代中国，那就读这本书。

    82岁的傅高义特别提到，新书出版后，西方书评界对他的质疑集中在“他们说我太认可、太佩服邓小平了”。他解释说，自己是希望写一份“综合的报告”，尽可能客观呈现出发生了什么，具体事件上邓小平为什么会那么做。“我不怕别人批评我的观点，我只在意别人是不是认为我所写的是事实。”

    对于中美两国认知上的差异，傅高义归结为：“在学院里，美国教授比中国教授更了解中国，因为美国教授不用忙于论文数量达标、评职称；而中国的普通大众对美国的了解则要远超美国民众。”上世纪60年代，他在香港对从广东赴港的“难民”进行访谈时，尽可能避免谈“主义”：“我不会问老百姓你觉得毛泽东思想好不好，这类问题没有意义，更多是问他们的家庭、收入、生活情况。”

最大难题是邓小平没有写日记，又不太爱说话

    令傅高义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与邓小平本人会面并交谈。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经历：1979年1月，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的招待会上，当时傅高义距离邓小平只有几步之遥。由于音响效果糟糕，从扩音器中完全听不清邓小平及翻译在说什么。因此，他必须得像一个历史学家去诠释自己的研究主题一样，通过研读文字材料诠释这位中国伟人。

    很难想象，这部中译本有64万字的书，竟在傅高义70岁时开始创作。为了更好地了解邓小平，傅高义采访了300多人，其中有中国官员、学者、各国政要、党史专家及邓小平的家属。除了数次访问中国外，他还到邓小平一生中的重要地点小住。

    傅高义认为，自己的看法是他根据所接触的各种资料而作出的最佳判断。在写作中，他也遇到过难题：“最大难题是，邓小平没有写日记，而邓小平本人又不太爱说话。所以，很多事情，我知道他和某人的谈话内容，但是他脑子里的想法，很难有实据。”

    邓小平的形象在傅高义脑中仍然清晰起来：身材矮小，但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他从不纠缠过去；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他对自己的特点也很坦然，曾对客人说自己有三个坏习惯———抽烟、喝酒、吐痰；他坚定地为党和国家谋利益，不为自己的朋友捞好处。

    这些都被写入《邓小平时代》。事实上，这本书在形式上类似传记，但作者的本意并不是要写一个人，而是要写一个时代。

全书对邓小平及当代中国的叙述有独到之处

    这部厚重的大书，可以说是代表着西方学术界的某种普遍看法，但全书对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的叙述仍有独到之处。比如，全书的篇章结构就以1978～1992年这14年作为重点，占全书4/5的篇幅，着力描画作者所强调的“邓小平时代”，并认为这14年是中国大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邓小平一生工作的重中之重。

    《邓小平时代》对邓小平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方面的独特贡献也进行了概括。在“1978～1980年”这个部分，傅高义首先以“三个转折点”、“为自由设限”这两章来开头，以“重组领导班子”一章结尾，表现出他对这短短两年时期的独特认识。

    书中对邓小平的性格特点、各种人事关系的描述，也颇多笔墨，如特别强调邓小平的用人，注重能力、才干、业绩，有组织原则和公心，完全不注重派系。虽然他曾经领导第二野战军，但在用人方面极少偏重二野；同时，全书也特别比较了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差别，强调邓小平吸取教训，对人事、政局不搞大批判、大整肃。通过这些事件，傅高义深入分析了邓小平的“政治性格”。

    书中，傅高义用一个例子结束了导言部分。邓小平曾在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傅高义评价说：“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学习和解决问题，他引导着中国的转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使得这个国家和他1978年接手时相比，变得几乎难以辨认。”或许这也属于傅高义的“最佳判断”之一。

    谈及邓小平的独特性，傅高义认为，邓小平在处理改革过程中各种矛盾的领导作用，要高于其提出改革开放本身。“他是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是打仗的英雄，还去法国留过学，具备广阔的视野。”在傅高义看来，领导人是否具有在西方留学、生活的背景对其日后的执政思路关系密切。

    当被问到邓小平留下了什么思想遗产时，傅高义这样回答：“我认为最基本的，是应该不断地继续地大胆地改革开放。现在如果他活着的话，不会反对政治改革。”（转自金华日报：叶骏）